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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
  这些利益所得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些强大集团,要处置这些人的利益,难度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坊街的改造。河坊街从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我在杭大读书的时候也去过河坊街,我认为这是杭州的宝贝。当我决定要把它保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副市长陈继松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因为他是拆迁指挥部的指挥长,现在要就地改成保护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个转变多大啊!
  当时有三拨人反对,一是个别思想保守者有意见。因为原市政府决定要拆河坊街的,当时河坊街上的树已经被砍光了,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说改就改呀。二是已获得河坊街开发权的六家房地产公司。这六家房地产公司都是有背景的,它们已经把地分走了,现在要将它们到手的利润取消,当然有抵触。三是原来的住户。原来的住户虽然没有房屋所有权,但是他们习惯长期住在西湖边,如果将河坊街保下来,他们就要离开河坊街住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记得有一次中宣部部长来杭州视察,这批人中的一百多人“啪”地跪在部长面前,我就在旁边,很尴尬。但是两年半以后,河坊街开街了,这些不满就烟消云散。当时在河坊街设计的时候,我们请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让阮教授赶快给我重新设计一下,但他说调查研究至少要一年半,我开玩笑地说:“等你一年半规划拿出来的时候,我官帽可能就没了。”后来通过招标,三个月就把规划拿出来了,修复取得巨大成功。
  回溯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当地决策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 …… 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