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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卫民今年到了退休年龄,但因公司缴纳的社保年限不足,导致他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正是在王建军的帮助下,徐卫民依据有关法律条款与公司进行协商,最终顺利拿到待遇补偿。

  “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我们优中选优,不仅注重律师业务能力,更重视公益心和耐心。”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许冬梅介绍说,名优律师团“法律门诊”成立以来,先后接待群众来电来访500多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百件,广受群众好评。

  何中文告诉记者,截至2021年1月,延庆区85名“法律门诊”律师已累计服务62497人次,代写法律文书239件,提供法律援助46件,协助村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73条,审查村居经济类合同147份,一系列法律服务获得村民广泛认可。

  针对群众身边的诸多烦心事,重庆市把大量“法律诊所”设在农村和社区,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处理,功效逐渐显现,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下降。

  “以前,我们将太多的精力用在解决矛盾纠纷上,没有精力谋发展。有了‘法律诊所’后,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处理,村干部可以一门心思抓发展,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在重庆市南川区红锋村当了22年村支书的姚成云感叹道。

  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针对部分山区距离城区较远、律师和市民时间错位的情况,延庆区的“法律门诊”增加“预约+分诊”服务,精准定位服务对象和时间安排,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

  不仅如此,有的“法律门诊”还开进了企业园区。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内企业众多,有职工近30万人。近年来,园区所在的虹梅街道结合辖区实际,探索出“企业法务沙龙”“午间法律门诊”“法治共建委员会”等法律服务形式,有效推动各方法律服务资源进园区、进企业、进楼宇,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扎实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门诊’作为法律服务的基层延伸,可以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矛盾纠纷,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减轻因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带来的司法办案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

  刘静坤告诉记者,“法律门诊”是新时代“送法下乡”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这种面向基层的法律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云雷认为,“法律门诊”在新形势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需求,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法律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服务质量越来越高,更加精准地为村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增强村民“遇事找律师”的意识。

  刘静坤建议,各地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法律门诊”,为当地群众送上更多法治关爱与温暖。

  □法治日报记者 蔡长春

原标题:满足多层次需求 “法律门诊”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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